中日文化交流为民心互通铺路架桥

中日文化交流为民心互通铺路架桥

□本报驻日本记者 冀勇

作为近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点,电影交流日渐活跃,成为两国民众了解对方日常生活的窗口。4月,“2019北京·日本电影周”在北京举行,《三更半夜居然要香蕉 爱的真实故事》等六部日本电影新作在北京多家影院放映,给中国影迷带来了一场欣赏日本电影的视觉盛宴。

那么,农民工在行业流向上有何变化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农民工的从业结构的变化也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如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2%。对应的农民工三次产业从业分布上,也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特征。

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流向

2017-2018年京津冀地带人口流动数量(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出现了人口净流出,这是否与其一直以来“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当前,东南亚国家成为国内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在家具、家电及电子产品装配等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减弱了。

农民老矣:以农民工进城为主线的城镇化已结束?

例如,深圳、广州同样遇到农民工大幅流出压力,但由于经济增转型较为顺利,增长动能依然较足,能够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断流入。因此,从总体看,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速要快于长江以北地区,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速呈现高度相关性。

进藤荣一表示,亚洲各国人民以跨越两千年的长期相互交流历史中培养出的共通文化为纽带,相互联系在一起,通过强化外交政治、经济产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在21世纪信息革命中构筑起了“亚洲力量的世纪”。

进藤荣一说,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技术、文明和外交政治构建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走向尾声。日本也需要重新审视明治时代以来“脱亚入欧”的历史。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欧美的资本主义和外交文化的现状。

和平犹如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和平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于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今天,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说明珠三角农民工数量下降幅度最大,即便如此,去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还是超过80万,这是否意味着非农民工的人口数增加了260多万?

在去年11月的东京国际电影节“2018东京·中国电影周”上,《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等14部中国电影在日本上映。其中,中日合拍电影《在乎你》和3D昆剧电影《景阳钟》成为电影周亮点。此外,中国电影《诗人》和《三夫》入围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一次的离别》和《武林孤儿》在“亚洲未来”单元获得最佳影片奖和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特别奖。

其中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份,一直是农民工的输出大省,但2018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三,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

我猜想,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是否与外需有关,2016年外需不足,导致出口增速回落,2017年欧美经济复苏,带动中国出口增速提升,2018年中美贸易纷争加剧,加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使得外需再度走弱。由于公布的数据太少,无法做相关性分析,这只是猜测。

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岛人口净流入外,其他地方或减或不变。因此,京津冀人农民工净流出的现象,倒与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不大,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减弱,新兴产业的占比不高,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速下行压力。

进藤荣一说,日中两国有着两千年相互交流的多彩历史。日本在文字、宗教和学术上受惠于邻国中国,建立起了国家发展的基础。这种文化联系不仅限于日中关系,也同样存在于日韩关系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

第三,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在这一过程中,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增加,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日本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代表、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进藤荣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期待。

进藤荣一说,亚洲文化中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相互包容、相互信赖成为文化的基础。当今世界需要培育共通文化,推进实现基于“文治”而非“武治”的政治外交。21世纪面临的全球变暖、信息革命等课题,已经不能通过架构于军事、物质文明基础上的欧美中心主义的近代价值观解决。需要通过深化人道与相互信任、通商与文化交流,构建可持续且相互包容的新亚洲和世界秩序。进藤荣一认为,探索脱近代的道路,也将是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一大课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2018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减少了200多万,按理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为何城镇化率还提高了1.06%,城镇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1790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计算,不难发现,主要靠户籍城镇化:2018年加入城镇户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万,即便剔除自然增长人口,至少也有超过1200万农村人口实现了农转非。

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与流出变化图

除电影之外,中日戏剧交流也日益频繁。去年10月,展现戏曲教育家、剧作家田汉艺术生涯的话剧《狂飙》在东京公演,上海昆剧团举办的《昆剧与日本的百年》讲座与演出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系列活动在日本掀起中国戏剧热。

注:2017年及以前的人口增量采用旧口径(不含西咸新区咸阳片区),2018年增量调整为新口径(2018年新口径-2017年新口径)。

但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天津的人口吸引力从2014年就开始明显走弱。特别是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幅度高达9万多人,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6%。尽管2018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人口虽略有回流,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往日辉煌不再。

在日本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投以极大关注的背后,是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极大推动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和民心相通。

西安市常住与户籍人口增量(万人)

也就是说,当前城镇化率的提升,大部分靠行政区划的重新设定和户籍政策的放宽来实现了。

城市抢人原因:农民工逃离京津冀和珠三角

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下降1.2%,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

中国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万人)

早在七八年前,富士康就已经在郑州、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设厂。2018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成都暂未公布自然增长人口的相关数据,不过根据四川全省净流入5.3万人,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净流出10多万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简单推算,2018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

日韩关系从7月日本对韩国实施贸易限制以来,在经历了互删“白名单”,军情协定风波等交锋之后,陷入冰点。不过,近期双方关系似乎有回暖迹象,日韩首脑会谈也将于12月24日举行,双方政府间的互动能否带动两国民间关系回暖,仍有待观察。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国家统计局一年一度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又发布了,《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有两个数据令人吃惊:一是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这应该是创历史新低了;二是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这应该是创流出人数历史新高了。那么,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

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较为正常,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流入特点。这说明尽管农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区,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会或直辖市等大城市为主,因此,我国人口的“逆向流动”,并不与大城市化相悖。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5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柬埔寨、希腊、新加坡、斯里兰卡、亚美尼亚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蒙古国领导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大会,亚洲47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家的代表将参加相关活动。

向所有在抗战中的死难者哀悼,向所有为了国家民族奉献的英魂致敬!愿幸福之花处处开放,和平之光普照世界的每处角落。

和平需要争取,需要维护。万众一心,永远向着和平与发展前进。这是革命前辈的夙愿,更是一代代华夏儿女的使命。谁不知生命的可贵,谁没有幸福的渴望?美好的生活不是“飞来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靠齐心合力的奋斗来实现。唯有国家强大,才有人民安康,才有更加美好的个人未来。党的领导是我们坚实的保障,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是我们保家卫国、强国富民的努力方向。坚定信念,心怀梦想,更加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不断奋进奋斗,用实干实绩去创造。

安徽人口的净流入,除了有农民工返乡因素外,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带来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不断活跃的中日文化交流,进藤荣一说,国与国之间因为相互不信任和不理解,容易导致领土、外交对立。但通过国民间相互不断的交流,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历史、文化,可以跨越相互猜忌、不信任的障碍。

进藤荣一认为,在21世纪相互依存极度深化的今天,已经迎来了通过文化交流,深化亚洲各民族相互理解、实现相互发展的时代。在世界发展进程的当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举办,将使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亚洲、聚焦东方。

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加了81万,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7万,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陕西省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因此,西安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毕竟人口流入需要靠产业发展支持。

2015年之前,官方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公布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应该都是增加的吧?2016年首次公布,进城数量即比上年减少157万人,2017年则增加了125万人,2018年又减少204万人。

日本政商界、学术界人士、媒体、普通民众、在日华侨华人以及许多日本有识之士都表达了对即将开幕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期待之情,并认为此次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大会,不仅是中国今年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举办的又一场国际盛会,也为探索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搭建了一个崭新平台,将提升亚洲文化自信,丰富亚洲人民的精神内涵。

据报道,该调查的调查时间为10月19日至10月30日,受访者为3000名18岁以上的日本公民。结果显示,认为日韩关系还不错的受访者比例,从2018年的30.4%大幅下滑到了7.5%,而认为两国关系不好的,则从2018年的22.2%激增到了87.9%。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和平亦如雨露,浸润心田,永葆敬畏底色。致敬和纪念,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牺牲。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缅怀逝去的生命与英烈,珍惜当下的生活,坚守和平,展望更加美好的生活。无论变得多么富强,我们都不能忘记走过什么路,不能忘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始终保持奋斗奋发的唤醒状态,饮水思源,铭记历史、铭记党恩,铭记富国强民的民族重任,铭记促进、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担当。

5月9日,中日“芭蕾外交”的开创者,创办于1948年的松山芭蕾舞团迎来了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一行80多名成员的访问。双方通过一起训练、同台演出的方式切磋舞艺,增进中日文化交流。6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总代表清水哲太郎和首席舞蹈演员森下洋子还将赴北京,为北京松山芭蕾舞学校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日“芭蕾外交”见证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友谊史。

注:2018年河北保定、唐山、石家庄、承德和衡水暂未公布数据。

另外一个案例是西部地区的陕西,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9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要靠西安,但西安的人落户政策五次放宽有关。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将有多位日本文化名家、文化学者与会,共同探讨亚洲文明互鉴和中日文化交流。

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被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如今,农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东北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而中西部地区则增加378万,呈现“孔雀西南飞”的特征。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都老了,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户,只好告老还乡。据统计,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一般而言,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要年轻,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本地则接近45岁。

对于调查结果,日本外务省广报文化外交战略科分析称,“这个结果反应了现在日韩间严峻的状况”。不过,该部门同时表示,对于“劳工赔偿案”问题,“(日本)政府会基于一贯立场,要求韩方妥善应对”。

注: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

2018年京津冀的农民工净减少了27万,同时,该地区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为严重,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

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但从大趋势看,新增农民工数量的减少是必然的:首先,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因为从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了,这也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孔雀西南飞:是否与大城市化相悖?

根据中泰证券宏观首席梁中华的估算,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清远、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

正是出于人口净流出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抢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南京、成都、西安、珠海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内的大约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抢人政策。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迟缓,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